中国3G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头浪尖！引发此轩然大波的，正是素有“大炮”之称的阚凯力教授。因其一句“中国3G可不上”让梦牵中国3G的利益集团焦躁不已。曾经，阚凯力看准了小灵通的灰暗结果，猜到了ISDN的晦涩命运，见证了中国电信的改革步伐。而这一次，这门大炮能准确炸响暗流涌动的中国3G吗？这个被人冠以“中国移动枪手”之名的学者在3G进程最为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3G可不上！”
2005年6月，“通信产业大炮”阚凯力再一次将自己置身于3G漩涡之中，“奋不顾身”的动机，只因要反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邓寿鹏的挺3G论调。
邓寿鹏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常务副理事长，有过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研究的经历，在3G方面自然有些“专家观点”，偏偏这些观点冲撞到了“炮口”之下。邓局长在出席近日召开的中国移动通信服务高峰论坛时，关于“中国3G未来5年将大规模部署”的表态引起了一贯反对3G仓促上马的阚凯力的抨击。
双方截然不同的观点，给本就岌岌可危的“3G生态圈”掀起了轩然大波。政府的态度一向是谨慎稳妥的，如今终于出现“有希望的论调”，却又被人否定，不由引起众多人士，尤其是身家性命悬于3G一线的众人大发感慨。
阚凯力为什么要反对中国上马3G？在相关企业几乎失去耐心之际，他抛出此番论调是何用心？中国真的可能跳过3G直接进入4G吗？3G到底有没有上的必要？3G真值得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公司等待吗？更重要的是，3G真值得国家投入数千亿元的资金吗？
也许，笼罩在中国3G头上的乌云太多，在各种利益关系的纠葛下，连鲜明的真理也被传诵成了模糊的只言片语，而中国3G也不过是一只陷入网中等待瓜分的可怜虫。
2年多来，《IT时代周刊》一直追踪采访着阚凯力教授，也见证了他对电信行业的诸多见解和思考。在中国3G被炒得热闹喧腾的今天，本刊将采访札记进行整理后发现，阚凯力教授的这番观点对中国的3G进程而言，也许有着拨云见日的点拨之意义。
阚教授其人
阚凯力的“火爆”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他一直是中国电信业少有的几个批评者之一。大到行业变革，小到运营业务，几乎都伴随着他的“阵阵炮声”。
两三年来，面对电信行业每一次出现的热点、新的通信政策的解读，《IT时代周刊》记者都曾和其取得联系，而阚教授也一贯地不作掩饰，有什么说什么。
熟悉阚凯力的人认为，也许正是他颇具曲折的经历才铸造出今日的锋芒。
阚凯力3岁随父母到美国，5岁又回到中国。好学的他经过不断努力考取了清华大学，但恰逢文革期间，在电子学系只读书1年就被分配到张家口无线电厂工作。1976年，阚回到北京，被安排在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作通讯系统设计工作。33岁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中的一员，到斯坦福大学（美国硅谷高技术公司70%的CEO都是从斯坦福毕业的，因此被称为硅谷的母校）从事电信领域的研究。回国后，在信息产业部担任要职。2000年，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所聘其担任所长。
从其经历中，我们能看到很多身不由己的无奈与辛酸，而这份波折，正好锤炼出其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意志。中国电信改革的历程中，充满了阚凯力的声音，虽然辛辣却总透露着一份用心良苦。
历史是很好的镜子：1987年，阚凯力在中科院叶培大院士的领导下，起草了一份《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的报告。这篇仅有2千多字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建立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股份制公司、逐步对外资开放，以及其他许多电信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被后来称为“8个问题、9条建议”。报告一出，掀起了轩然大波，毁誉不一。但后来随着我国电信体制改革的发展，逐步证明了报告观点的正确性。从此，阚凯力被世人熟知。
80年代中期，ISDN炒得火热，人们觉得21世纪就是ISDN（综合业务数据网）的世纪。当时，那是个“谁要怀疑ISDN，就别想在电信界混了”的年代。可刚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到太平洋贝尔公司任职的阚凯力却坚决反对在ISDN上大规模投入。几年过后，当时在ISDN上投入了几亿、几十亿美元的美国各大公司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而得益于阚凯力的策略，太平洋贝尔公司却避免了巨大的损失。
90年代，阚凯力断定小灵通必死的言论遭遇业界千夫所指。可如今再看，小灵通日见式微的表现印证了他当时的判断！
随着炮轰胡鞍刚、邓寿鹏等言论的发表，人们在承认阚凯力成为中国电信界响当当的“大炮”之时，也在质疑其此举的动机，为何他要一再反对中国启动3G呢？是个人因素还是背后有利益集团指使？
阚凯力为什么反对中国上3G？
用他的话说，是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和道义。“我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只想哗众取宠或光会向媒体爆一些大胆的猛料；我只是要凭一个学者的良知，把我从西方学到的东西，把我研究的一些心得给过热的错误风头泼泼冷水，使其冷静后走上正轨。”
在很多关于阚凯力观点的文章之后，有时会看到“他是中国移动的枪手”字样的评论，更有人以“这个教授的儿子就在中移动！”来印证上述观点的正确性。然而，这是真的吗？难道中移动为了确保自己“一统移动江山”的地位，而指使他人攻击中国3G吗？
阚凯力对此猜疑很是气愤，“所谓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就是针对此领域的现象以及变革研究观察，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帮助产业的正常发展。这是一个学者的义务与责任！”
“网络是自由的国度，这里什么都有。对一个还算社会名流的人进行攻击，就更是司空见惯了。”一位北京邮电大学的教授如此解释。
至于那些指责，阚教授干脆地认定是诽谤。“我为什么要反对中国3G上马？当然有我的理由！”
3G是一种过时的技术
全球的电信运营商都在等着新技术赚钱，3G是他们眼中的一个香饽饽。但在阚凯力的眼中，3G技术到现在已经沦为一种过时的技术，且随着WiMAX以及超3G技术———HSDPA和HSUPA技术的成熟，3G技术已经沦为替补。这正是他建议中国应缓上3G的理由之一。
事实上，现有的3G技术确实已经过时，沦落为向超3G、4G转换的一种过渡技术。移动运营商们花费巨资辛苦建立起的3G网络在WiMAX和HSDPA技术的冲击下，其前景大为暗淡。
2005年6月1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邓寿鹏在出席中国移动通信服务高峰论坛时作出中国3G未来5年将大规模部署的表态。
这在阚凯力看来成了无稽之谈。“邓寿鹏先生认为，我国不上3G就是拒绝技术进步，拒绝通信文明。但是，他又说未来5年内不考虑4G。这是不是也是拒绝技术进步，拒绝通信文明？”
阚凯力认为，到目前为止，3G在全世界主要还是话音业务。但是，与西方国家的状况相反，我国在总体上话音容量充裕，而联通公司的CDMA网络甚至容量过剩。从联通CDMA 1x网络的运营来看，目前中国对高速数据业务也没有大量需求。因此，邓寿鹏所估算的四五千亿投资，必然严重亏损、得不偿失，“还不如用这些钱来普及农村教育、开发西部。”
阚凯力告诉《IT时代周刊》记者，邓寿鹏所讲的“2G到3G的演进不可避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举世公认3G是一种过渡技术，业界现在关注的热点是WiMAX技术和HSDPA技术，它们不但得到手机制造商的支持，还受到了固定电话运营商的欢迎。用户在使用这种技术后，可以在50公里以内的范围内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数据通讯。3G网络速度与WiMAX相比较，不但网络速度慢，而且在网络覆盖区域上，一个3G基站的覆盖范围只是WiMAX的十分之一。
所谓的狭义“第3代通信技术”，已经明显沦落。
电信市场资源过剩
之所以要慎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目前中国电信市场资源过剩！
“知道现在埋在地下的光纤有多少在闲置着？”阚凯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去10多年来中国电信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最主要是因为市场存在巨大的需求，但是现在对于容量和技术升级的需求已经减缓。如果再以纯粹的技术升级和容量扩大作为电信改革的主要手段，将会造成“过剩”局面。
在电信领域中不考虑用户需求而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阚凯力说，80年代推出的综合业务数据网(ISDN)就是因为需求不足而迟迟难以推广。到了90年代，因特网的普及使ISDN有了需求，但是DSL、机顶盒与其他宽带接入技术的出现又使ISDN处于劣势，因此始终难以发展。几年前的铱星在技术上是巨大的成功，但因为需求不足而破产，成为市场上的巨大失败。在最近因特网泡沫的破灭中，成千上万破产的公司中没有听说一个是因为技术原因失败的，恰恰都是因为在经营模式中没有经济效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阚凯力认为，现在的电子信息技术已经能够实现人们想象出来的几乎任何应用，而如何找到这些应用，并且使这些业务产生经济效益，这个难题却始终没有解开。
据美国近年的统计，90%以上的光缆容量处于闲置，而我国的闲置容量更大大高于这个数字。在我国，10年前建立的8×2.5G的传输速率都用不完，最新的几十个T的技术(每个T是1000个G)在近期更难以找到需求。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铺设海底光缆的公司(GlobalCrossing,Flag等)在近年连续破产就是很好的证明。
忽视问题之后果，用当下的流行语言来说，即为“市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个后果甚至是致命的！
“特别是现在通信技术也存在过剩的情况下，”阚凯力说，“盲目投资会带来恶劣的经济效果，最近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大量的通信公司破产、倒闭被兼并，实际上就在说明他们在90年代这方面所犯下盲目投资的错误，现在他们需要付出代价。中国的电信发展阶段虽然与西方国家不同，但还是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3G应用前景不明易成鸡肋
在众多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以及手机生产商眼里，3G是一只能下金蛋的大母鸡，只要启动，就能带来滚滚财富。但专家也忠告过，庞大的财富潜力要转化为真实，必须要有同样庞大的用户与市场。
可现在，用户与市场的载体——应用还不知漂浮在哪个实验室里。阚凯力表示，应用前景不明是3G软肋中的软肋！喧闹了数年的3G竟然没有一个略显成熟的应用？“高速数据通信市场狭小、我国对3G这种高端业务的需求比西方发达国家滞后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直接阻碍了3G应用的实现。”
首先，中国目前高速数据通信市场狭小，绝大多数数据通信业务(电子邮件、短信息、炒股等)完全可以通过目前的窄带移动通信实现。在目前条件下，在移动中进行高速数据通信(如大型数据文件的下载)的需求真可谓凤毛麟角；另外，在使用动态视频业务(电视、电影等)时，人必须是相对静止的。
正如玩笑所说，“开车看电影要撞车，走路看电视要撞树。”在某跨国公司宣传3G的广告中，一个人利用3G炒股并看足球，但是画面始终也只能让他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而没敢让他行走。如果连宣传3G的广告都不得不承认移动与视频业务的矛盾，“3G的应用究竟有多大？”值得怀疑。
阚凯力说，移动和联通目前建设的GPRS和CDMA 1X的2.5G网络，已经提供了3G的绝大部分业务，可以看作是对3G市场的“投石问路”。但是，这些业务的需求和使用至今仍然十分有限，更从侧面说明3G的市场需求狭小。而最致命的是，我国对3G这种高端业务的需求比西方发达国家滞后。因此，在西方国家的3G市场都不甚明朗的情况下，我国的市场就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现在，有一些人在鼓吹“话音业务是3G的主要应用”。阚凯力对这种观点意见相左，他在接受《IT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要替代已经大规模普及的技术，新技术必须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现在3G在话音业务上的性能和成本根本不可能对2G形成这种替代优势。考虑到我国已经投入近万亿的第2代移动通信网，以话音业务为理由在我国推广3G需要仔细推敲。
3G应用市场前景的不明朗还表现其竞争的技术手段上。
阚凯力介绍说，举个浅显的例子，乘客在高速移动的车辆中完全可以看普通电视或光盘录像，而没有必要使用3G的视频业务；又例如，无线局域网(802.11系列)以低得多的成本提供高得多的质量与速率，完全可以满足在饭店机场等地对高速数据和视频业务的需求；再例如，最近报道的WiMAX(802.16标准)系统不但性能远远超过3G，而且其成本大大降低。这一切都说明，3G并不是实现无线宽带业务的惟一最佳途径。
目前的3G技术主要是以电路交换为基础的，而电信业内又几乎一致认为分组交换必然取代电路交换。因此，在完成固定网过渡到NGN(以分组交换为基础的下一代电信网)之后，耗巨资建设的3G系统就将面临淘汰。
“从目前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速度来看，未来实现人类无线宽带梦想的很可能不是3G。”阚凯力说，“与ISDN相同，匆忙投入巨资的3G很可能成为又一个在几年后就要遭到淘汰的‘鸡肋’！”
为什么中国3G能引起如此之多的纠葛？说白了还是其中的利益弄人。中国应尽快上3G的呼声中，谁最着急？是设备商、运营商，还是政府？
3G的话题从1985年提出至今已经20个年头了，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3G一直是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技术提交到标准之争，再到牌照拍卖，虽然其中非议甚多，但3G一直没离开过人们的视线。
谁在这场“中国应尽快上3G”的呼声中喊得最凶？其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固网与移动运营商 对3G态度迥异
3G是个金矿，人人都想挖！在这场争夺3G的征战中，移动运营商与固网运营商表现出的态度让人琢磨不透里面的玄机。
阚凯力说，3G系统主要的业务还是话音。在中国，无论GSM也好，还是CDMA也好，容量都是非常充裕的。中国移动也好，中国联通也好，眼下他们对3G的积极性恐怕都不高。
他向《IT时代周刊》记者介绍，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没有取得移动通信经营权的电信运营企业都极力主张政府立即发放3G牌照。而目前的移动通信运营企业却比较稳健，他们建议首先进行试验，尤其是业务的商业运营试验。
为什么有这样截然相反的态度？“其实，他们之间的态度很好理解”。阚凯力介绍说，“设备制造企业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销售；未取得移动通信经营权的运营企业是为了借3G之机进入移动通信业务；而目前的移动通信运营企业主要是考虑自己大规模投资的风险，成本是否可以收回而且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中移动和中联通在现有的2.5G网下，就已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那么，在争夺3G牌照的步伐中，中国6大运营商中谁最有可能拿到牌照？阚凯力接受《IT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从现在来看，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都没有表示出要上3G的积极性，这是因为他们现在都能提供无线宽带的业务或者说3G的服务，而且都没有面临现有网络容量不足，现有系统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不会一马当先去申请3G牌照。而中国电信和网通集团，他们首先碰到是政府是否允许它经营移动通信业务的问题。在政府还没定论前，即使他们想要，也不一定要得到。
至于铁通和卫通，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一个是能力问题；另一方面，即使他们想要，政府也不见得会给。因为发放3G牌照，国际上通行的有两种做法，一个叫做拍卖，显然中国不适用；还有一个叫做选美，那得看自身条件如何。
国外设备制造商着急中国3G
与国内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相比，国外通信制造商在中国何时启动3G这一问题上，显得非常着急。
在中国3G进程中，看一下各跨国公司总裁纷至来华的情况，就能了解到他们对中国赶紧上3G的急迫。以2004年7月至8月这个时间段为例：
7月19日，美国高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文·雅各布来到广州，展示其代表3G的CDMA2000 1X&EV-DO设备及技术，同时密切关注中国的3G进展；
7月，美国朗讯科技宣布将投资5000万美元在南京市建立3G研发中心，该机构将致力于支持CDMA和WCDMA等3G扩频移动通信技术；
8月初，西门子移动宣布将增加投资3000万美元扩建上海工厂，使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成为全球第2个3G生产基地；
同月，北电网络宣布将中国研发中心人员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400人，2005年增加至800人，以投入3G移动通信技术的开发；
8月27日，阿尔卡特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詹迈廷造访中国，并宣布阿尔卡特将在华投入4500万美元，用于3G基础网络及其应用开发。同时在上海贝尔阿尔卡特1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中，相当部分将用于3G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
对于通信设备制造商的着急，阚凯力深有体会。2005年3月，他就向跨国公司开炮，“请那些跨国公司都回到自己国家，是北美的公司你们回北美，是欧洲的公司你们回欧洲，你们到那里去推广3G网络去。只要你们能在欧洲或者北美获得成功，不需要来动员中国，中国肯定就会自己上。”
“为什么说设备制造商，尤其是跨国制造商在拼命推销3G？他们只是想卖设备而已。”阚教授说，“中国3G推动力主要是跨国设备商。”设备商此举只为缓解不景气的全球电信市场带来的压力，只有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3G的启动，才能卖出更多的设备，分到更大的蛋糕。
国家不能被某些利益集团俘获
3G缓上还是急上？是个挠头的问题。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运营商对3G心态的急切，设备供应商对3G的赌注下得越来越大都一一看在眼里，3G发放后蕴藏的财富可能富饶，但发放3G毕竟意味着几千亿元的投资，在尚无成功的例子前，风险随处会碰到。
2004年年底，一场有关“国家究竟有没有被俘获”的争论在业界唱响。身为主角之一的阚凯力直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为首编写的《中国3G世纪报告》。
在一篇《我为何主张尽早开放3G市场》的文章中，胡鞍钢坚持自己的“国家俘获论”观点。“客观地分析，3G市场迟迟不能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被俘获’。这不仅仅是一个部门被俘获，而是多个部门被俘获。”胡鞍钢在文中称，在经济转轨期间，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国家被俘获”，指国家当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俘虏，使其公共政策、公共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明显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而以牺牲全社会利益和整体福利为代价。“这是在经济转型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或政治经济现象”。
对此，阚凯力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鞍钢并没说出国家究竟是被哪些利益集团所俘获，是运营商、本土设备商还是洋设备商？“正相反，中国政府不急着发牌照恰恰说明没有被利益集团俘获。”阚凯力坚持自己的观点，“国家是不能‘被劫持的’，既不能被某些企业‘劫持’，也不能被‘某些专家’的言论‘劫持’。”
3G技术是一种过渡技术，但跳过3G直接上4G是否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
2005年5月18日，信息产业部王旭东部长表示，“中国在2008年之前一定能够提供3G服务。”王旭东部长的这一番话再次催生了国内电信业界对3G启动的新一轮讨论。对此，阚凯力教授认为，既然联通公司的CDMA 1X网络已经提供了3G服务，所以王旭东部长对2008年的预言现在已经实现了。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一定将在3G网络上再进行高达几千亿的大规模投资。
阚凯力介绍说，3G是一种过渡技术，真正不可避免的恰恰是从3G到以IP为基础的4G的演进。我国不能只是盯在3G上，而应该正视3G前景不明朗的现实，充分利用在话音移动通信方面的优势，积极探索推广4G的可能性，尤其是探索、或赶早推广WiMAX等技术的可能性，例如研究利用WiMAX上的VoIP在农村普及电话。
香港和记黄埔（以下简称和黄）是在全球最早启用3G的运营商之一。但并不是所有事物都符合“早起的雀儿有食吃”的古训。由于用户数有限、业务种类单一以及网络成本高等因素的困扰，和黄3G业务在2004年净亏损253亿元，用户数仅有700多万户。而最早运行3G的欧洲、日本和韩国，在3G业务上都同和黄一样，惨淡经营，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开始转向4G。
日本的NTT DoCoMo公司就已经开始了4G无线服务的研发，其使用VSF-OFDM的新技术使得4G无线网速达到1Gbps。而被称为超3G的HSDPA技术（全称为高速下行分组接入无线网络），也被众多运营商寄以厚望，大规模尝试的行动似乎在宣告，2006年很可能形成HSP-DA的规模市场。
中国3G上还是不上？阚凯力认为，国际国内的实践都已证明对3G的社会需求不足以支持其巨大投入，而3G能否成为一个长期有效的无线宽带系统也大有问题。因此，我国对3G的最佳策略是：一方面密切跟踪其他国家无线宽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跟踪其市场需求和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坚决避免在我国需求不明的情况下大举投资仓促推广3G。
本文摘自《IT时代周刊》
Leave a Reply